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范仲淹的厉害，从来不是靠嘴说出来的，他靠的是断齑画粥、为民请命、戍边抗敌、力推新政，一步一步杀出来的本事。
他不靠血统、没有后台，全凭一身骨头硬撑起大宋脊梁。毛泽东亲口称他“文武双全”，刘少奇引用他“先忧后乐”训诫党员。一个宋朝人，凭什么让共产党人铭记数十年？
困顿中成长，苦读铸品格苏州的老范家，在宋代算得上显赫，范仲淹一出生，父亲是节度使，有权有兵，是地方大员。结果不到一岁，父亲突然去世，整个范家冷得像块冰。亲族毫不犹豫，把孤儿寡母赶出了范氏族宅，连门都不让进。
母亲谢氏没办法，只能改嫁一个苏州推官朱文翰。从那一刻起，范仲淹连姓都被换掉了，成了“朱说”。
展开剩余89%他小时候不懂这些道理，只知道自己比别的孩子吃得差、穿得破。四岁搬到山东长山县后，生活没好过一天。村里人都知道这个小孩怪得很，别人玩，他读书；别人吃，他饿肚子。
最狠的，是二十一岁那三年。他跑到淄州的醴泉寺去读书，穷得只能煮一锅稀饭，用腌菜拌着吃。一锅分成四份，早晚各吃两顿，连碗边都不剩，后人叫这段苦读生活“断齑画粥”。
1917年，毛泽东24岁，正在长沙当师范生。他写给黎锦熙的信里提到：“拟学颜子之箪瓢，与范公之划粥”，毛对范仲淹的苦读佩服到骨子里。能让一个日后开国领袖拿来当榜样的古人，不是简单人物。
范仲淹不是只会读书。他真正的志向，不是做一个会写八股文的官，而是要出人头地，把“朱说”三个字彻底丢掉。
1015年，他终于中了进士，按理说，走上仕途就够了，他没停步，马上回到苏州，要回自己本来的姓氏——范。结果族人挡住门，说他“存心不良”，范仲淹站在族祠前，冷冷回了一句：“我只要还姓范，其他不要。”
就这么一句话，扛回了属于自己的名字。
谁都能忍穷，能扛羞辱的，才是真的狠人。
为民而战，治水安边功中了进士以后，他没有一头扎进京城找关系，而是被派到泰州当个小盐官。换今天说法，就是管个盐仓的基层公务员。没人把这活当回事，出了问题也没人负责，范仲淹一上任，直接摊上一桩麻烦事——海堤坏了。
这不是哪条沟渠塌了，是整个沿海盐田被海水灌了，田地被淹，盐场瘫痪，百姓一夜之间流离失所。当年没人管，年年冲，年年修，年年烂。
范仲淹二话不说，上书请求修海堤，上头压根没搭理他。别人装聋作哑，他直接下乡动手干。
他跑到兴化，当了县令，带着几万人开始筑堤，挖泥，搬石，指挥调度都要管。三年下来，人黑瘦了一圈，堤却真修成了。百姓感激得不得了，把堤叫成“范堤”，这一叫，叫了一千年。
现在江苏泰州，还有这个堤，还叫“范堤”。治水这种事，不出事没人看见，一旦出事全城倒霉，他做的是没人争着干、没人感谢的苦活。
从那以后，朝廷对这个“基层小吏”有了印象。
后来他被调到苏州当知州。治水、筑堤、清田亩，他干得利索，地方太平。
真正让他名震天下的，还不是这些，而是那一场和西夏的较量。
1038年，西夏李元昊造反，边境告急，宋廷一片混乱。范仲淹当时已经在朝做官，皇帝让他带兵去延州抗敌，文官带兵，历代难成。
很多人以为他会推脱，没想到，他干脆答应了，骑上马就去了西北前线。
边地兵心涣散，军纪废弛，范仲淹干了三件事。
第一，筑城防守。他主张“久守为上”，坚壁清野，稳住阵脚；
第二，操练新兵。他整顿兵制，选拔精兵，像种世衡、狄青这样的猛将都是他提拔的；
第三，稳定军心。他把士兵家属接到军中安置，边民安居，士兵无后顾之忧。
结果是，李元昊屡攻不下，西夏节节败退。
那时候边塞流行一句顺口溜：
“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胆寒；军中有一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
范仲淹是文人，这种军中传言对他而言是莫大的认可。几十年后，毛泽东回顾中国历史人物时，专门提到范仲淹：文武双全，能写千言，也能带兵打仗。
后人以为范仲淹是靠“忧乐”成名，其实错了，他的根本，是“肯干事，能扛事”。一个文人，扛起边疆、治好水患、扛得住冷眼，这才是真本事。
庆历新政，忧乐天下心范仲淹在边关打出威名，按理说可以封功晋爵、安享清闲，他却主动请缨回朝。为啥？不是为了升官，而是为了整顿这个已经烂透的官场。
当时的宋朝看上去歌舞升平，其实内部空心化得厉害，冗官太多，税收不足，兵不知兵，吏不知法。皇帝仁宗无力，宰相多是和稀泥，没人敢动真格。
1043年，仁宗终于下决心搞改革，范仲淹被召回京城，任枢密副使，相当于政坛二把手。
他没客气，上任第一天就拉了富弼、韩琦、欧阳修几个硬茬，联合写了一篇奏章，递上十条改革意见。这篇奏章史称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是宋代政改第一文件。
里面点名痛批官员懒政、科举弄虚作假、兵役压垮百姓、法纪形同虚设，还提出要：
明确官员升降标准； 压制靠裙带上位的侥幸之徒； 改革贡举制度，选真正的人才； 减轻百姓负担，让老百姓喘口气。朝堂一下炸了锅。
有人喊他是“道学家”，“不近人情”，有人咬牙切齿：“他才回来几天，就把我们这些老油条全骂了。”
可范仲淹动都不动，他把几个顽固守旧派直接罢了官。富弼有点坐不住，跑来劝他：“你这一笔下去，是几家人哭啊。”
范仲淹只回了一句：“一家哭，好过一路哭。”
这不是说大话，范仲淹改革动了很多人的奶酪，被排挤、被诬陷是意料中事。短短一年，新政失败，他被贬到了邓州当通判，一脚踢出京城。
就在这一年，他写下了最有名的一篇文章《岳阳楼记》。
他的好友滕子京被贬到岳州，修完岳阳楼，托他写篇文章。
他没写风花雪月，也没写高楼美景，写的全是“忧”与“乐”。
写这篇文章时，他已经知道，新政失败，自己再也回不到中枢。
可他没抱怨一句，他说得明白：“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
这不是给读者写的，是他对自己的交代。
一个人一辈子都在扛事、担事、为别人考虑，凭啥不值得后人景仰？
范氏义庄，德泽千年长政坛失意，回乡养老，这是多数大臣的结局，范仲淹也回了苏州，但他没把自己当闲人。
他干了件让后世惊掉下巴的事，拿出自己田产上千亩，成立了一个“义庄”。
这是什么概念？
不是捐给国家，也不是做面子工程，而是建立一整套制度，规定怎么救助家族中读不起书的孩子、怎么资助失业落难的亲戚、怎么发放义米给孤寡老弱。
一切写得清清楚楚，像是写公务文件，管理、审计、监督机制都有。
从1050年开始，这个“范氏义庄”就运作起来了，八百年没停。比宋朝长命，比元朝长命，比明朝还长命。
到清末民初，这个义庄还在继续分粮施米，为族人付学费。现代中国慈善史研究者都公认，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制度化的民间慈善组织。
如今，苏州景范中学的旧址，就是当年范氏义庄所在。
他没为自己修庙，没留子孙金银，只留下规矩和影响力。
更厉害的是，他的精神不是关起门来传的，而是被整个时代传下来了。
延安窑洞里，刘少奇给党员上课，说：“共产党人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。”毛泽东在韶山祖坟前，低头念了句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
这句话，不是拿来当口号用的，是范仲淹用整个人生践行的。
他没留下兵权，也没留下封地，但留下了一个时代最沉重的一句话。
谁能想到，一个从小被赶出族门的弃儿，一个穷得只能吃稀粥的学子，凭一支笔、一颗心、一身骨气，撑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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